新媒體素養 - 名詞解釋 - 湘潭綜合保稅區管理委員會

發展歷程

由于媒介與技術和社會的發展聯系緊密，媒介素養的內涵也隨著傳播技術和通信技術的發展不停發生變化。媒介素養經歷了從閱讀、理解和書寫能力（與印刷媒體相關），視聽素養（廣播、電視等電子媒體相關）、數字化素養、信息素養（與電腦以及電子存儲設備相關）、新媒介素養（與互聯網和多媒體時代的到來相關）的轉變。

媒介素養的范式轉變

在現代社會，由于大眾傳播媒介早已成為公眾生活中的日常伴隨式文化實踐，公眾與大眾媒介的關系變得異常復雜，而且大眾媒介與政治、經濟、文化之間的關系也在不斷的發展變化中，因此媒介素養逐漸成為了現代社會公民素養的組成部分。媒介素養是一個內涵復雜的概念，但其核心內容在于批判性的媒介認知過程，媒介素養可以籠統地看成是公眾使用、分析、評價、創造媒介內容的能力。

媒介素養的全球視野：“范式轉移”及其特征。

1930年代的保護主義立場：第一代范式以比較精英的觀點視大眾媒介為“下九流”的“帶菌者”，傳播對社會、高尚文化尤其是對青少年有害的信息。媒介素養教育的職責是給公眾大預防針，防止侵害。

1960年代強調提升對媒介內容的選擇和判斷力。第二代范式認為并不是所有的媒介如何讓內容都是有害的，關鍵是如何引導受眾進行明智的選擇。這與1960年代前后的以雷蒙德·威廉斯為代表的歷史主義文化觀一脈相承——既然文化是一種社會過程和全部的生活方式，既然大眾媒介及傳遞的大眾文化并非工業文明的副產品，而是創造文化體的機制之一（雷蒙·威廉斯，1991），那么人們需要提升的就是對不同媒介內容的分辨力。

1980年代重點對媒介文本的批判性解讀：第三代范式轉而強調大眾媒介制造假性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的巨大潛力，強加給受眾主流的價值觀念，認為媒介素養的主要任務是培養和批判解讀能力。

1990年代以來的參與式社區行動：第四代范式認為媒介素養的目的是幫助公眾成為成熟公民，而不僅僅是老于世故的消費者。提出了關于社會行動和行動建構的問題。霍布斯（Hobbs,1998)將媒介素養定義為使用、批判性媒介信息和運用媒介工具創造信息的過程；媒介素養的目標在于通過分析、推理、傳播和自我表達技能的發展來提升自主權（Autonomy)。

新媒介素養產生的背景

新媒介素養的產生與新媒體的出現和快速發展密不可分。新媒體主要指的是以信息通信技術為核心，能夠實現通過電子設備隨時隨地獲取信息，完成用戶互動性反饋，創造性參與以及形成社群的媒體形式。

麥克盧漢“媒介即信息”的觀點已經深刻地影響到了我們對于媒介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理解。作為載體，媒介的形式本身就影響到它所傳達的內容。要想充分掌握和利用新媒介，我們首先需要的就是了解新媒體的技術特征和社會文化特征。

賴斯（Rice）把新媒體定義為電腦和通信技術(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通過這些技術用戶能夠實現互相交換信息。[5] 普拉特（Pratt）將新媒體與傳統的廣播錄音技術相比較，認為新媒體的特征是多媒體的集成。新媒體的主要技術特征是數字性(digital)、可網絡性(networked)，交互性(interactive)、超文本性(hypertextual）、可操作性(manipulated)。

而在社會文化方面，新媒體的出現使得普通的用戶參與構建媒介內容的過程。正如Jenkins所說，媒介消費者不再是處于信息流通的最底層，作為被動接受者，而是能夠通過積極參與以及與其他媒介使用者的合作改變信息的流動過程。

其次，媒介總是隱含著創造者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沒有一個媒介會是完全客觀或者中立的。新媒體給曾經被動的受眾提供了一個平臺，使得他們的聲音被聽到，使得他們有機會表達自己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

最后，媒介總是服務于各種各樣的目的，媒介信息具有社會、政治、商業和教育的目的。比如臉譜網、人人網這類社交網絡是根據年輕人的需要應運而生的。根據一項民族志的非正式研究，大多數青少年都通過社交網絡擴大了自己的社交圈，他們能夠總是和新朋友和老朋友們保持聯系，不論是通過私人的或是公共的新媒體空間。也有一些研究說明新媒介的使用，能夠增強線上的公民意識，促使公民身份的自我實現。

社會學視角下的新媒介素養

根據上述的媒介素養范式，當前，學界對于媒介素養的討論正處于參與式社區行動的第四范式。特別是在社交網絡革命、互聯網革命和移動革命這三重革命帶來的網絡個人主義浪潮背景下，對于新媒介素養的討論影響的受眾范圍更大，實踐意義更強。

李·雷恩尼（Lee Rainie)是皮尤“網絡與美國人生活計劃（the Pew internet &American Life Project）”的研究部門的主任，此項目致力于研究互聯網對家庭、社區、人們的工作，生活，教育，保健和民主政治生活的影響。

巴瑞·威曼（Barry Wellman)是加拿大多倫大大學社會學的教授，在“網絡化的社會”研究領域具有權威的地位。他擅長用社會網絡的分析方式分析社會現象。他首創了術語“網絡化城市”（network city),“網絡個人主義”（networked individualism)。

在《網絡化：新的社會操作系統》（Networked:The New Social Operating System )書中，李·雷恩尼（Lee Rainie)和巴瑞·威曼（Barry Wellman)基于他們在社會關系的深厚理論基礎和對人們行動的長期觀察，創造性地提出了在網絡化的社會中，成功的網絡達人應該具備的新媒介素養。

（1）圖像處理能力。互聯網時代也是讀圖時代，人們正在以圖像的方式體驗越來越多的生活，屏幕上的交流和媒體形式幾乎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網絡達人們能夠理解這種狀況并且積極地參與其中。他們總是知道如何參與到數字化的對話和創造中。他們擅長以圖像化處理為主要方式的網絡工作行為。

（2）導航能力。他們總是能在網絡上紛繁復雜的信息渠道和格式間游刃有余。他們知道，以印刷和廣播為代表的線性信息格式正在逐步被超文本的、網絡化信息所取代。他們不僅自己通曉如何操作，還通過交流和貢獻的方式幫助他人理解。他們常常孜孜不倦地在網絡溝通中，分享鏈接和撰寫技術帖。

（3）信息的組織和聯通能力。他們能夠快速地將涌入他們生活的信息甚至是無意義的牢騷組織在一起并且快速地理解。即使他們搜集到的小道新聞和任何大一點的社會背景看上去沒有什么直接聯系，他們也擁有必要的手段——通常伴隨著來自網絡社區提供的幫助——從而對他們收集到的材料進行解惑。網絡達人們充分利用他們的家庭、朋友和各種關系，總是能給他們遭遇的、發生在他們周圍的事情提供合理的解釋。

（4）專注力。他們對線上和線下的生活有著嚴格的區分。他們能夠縮減網絡上讓人分心的事物的影響力，專注地完成有助于個人能力提升和職業要求的工作。這里存在一個悖論：當人們和多樣的社會網絡發生關系時，數字技術使他們幾乎堅信要保持與智能手機和網絡的聯系。但即使如此，人們仍然會面臨需要一些需要專注力和獨立思考的緊急作業或個人項目。最成功的網絡化個人知道在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時候啟動“獨處模式”。

（5）多任務處理的能力。成功的網絡化個人能夠同時處理來自家庭、朋友、工作、公共機構的任務。這就像在大城市開車的時候一樣：個人既要轉向、制動、檢查儀表、掃視周圍環境、還要和乘客閑聊，同時聽著音樂。

（6）懷疑精神。網絡化個人要有能力評估獲得的信息。對于社會關系網絡比較廣泛的人而言，這種懷疑精神尤為重要。從朋友和媒體資源那里接受的信息，要經歷精確性、權威性、關聯性、客觀性和實用范圍的檢驗。懷疑精神能幫助淘汰過時的、帶有偏見的、不完整的、目的性強的，僅提供錯誤觀點的人群和媒介。

（7）道德素養。人們通過互聯網相互關聯。成功的網絡化個人通過創造或傳遞精確的、經過深思熟慮的信息來獲得信任、提升價值。互聯網時代，當每個人都能夠成為出版者和傳播者時，誰能夠提供更可信、更透明的信息，誰就更受他人歡迎。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社會終將會懲罰那些使用虛假信息、歪曲事實、抄近路、壓榨人際關系和隱瞞信息來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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